專題文章

性活動是人類的基本生活內容之一，它涉及人們的性知識、性觀念、性的文化習俗、性的倫理道德水平和性的法律調節。從總體來看，涉及人類性活動的上述諸因素如果不能遵循或體現固有的客觀規律和必然的社會規律，必將損害人類的生殖健康。由於人類發展現階段仍然是男性主導的社會，在性活動方面也由男性把握著主動權，不僅女性的生殖健康水平從某種意義上看取決於男性，而且男性自己的生殖健康也主要決定於男性自己的性活動方式和性活動內容。

我們充分認識到性及性欲是人類社會中無時不在的現象。對於那些真正瞭解和善於駕駛性及性欲的人們來說，性及性欲是幸福的源泉。但是，對於那些閃避它的、曲解它的、放縱它的和詛咒它的人來說，性及性欲好似蟄伏其後的“怪獸”。這頭“怪獸”可能會擊跨這種人的肉體，損害他們的生殖健康。
遺憾的是，我們的國人在性知識和性觀念方面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盲區和誤區，這些方面的欠缺恰恰是我們維護人類生殖健康、尤其是女性生殖健康的主要障礙。

當今高度發展的科學技術水平，爲人類維護身心健康提供了有效的醫療條件，在維護生殖健康方面近年來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是我們無論從哪種角度來看都是值得高興和欣慰的。由於人類的性活動不單涉及性的生物學和醫學層面，不單涉及人的心理層面，而且涉及到社會活動、人文習俗、觀念、道德及法律等多個層面。因此，單單從生物和醫學層面考慮維護生殖健康是非常不夠的，生物和醫療技術手段僅是維護生殖健康的補救方法或治標的方法，它是維護人類生殖健康的最後一道屏障。

我們有時對人類自己發明的科學技術在認識上存在過分自信和有恃無恐的現象，認爲它是能夠解決問題的“萬應靈藥”。我們決計不應該否認醫療技術在維護生殖健康上的積極而有效的作用，但是我們如果不對這種技術手段在此方面的局限加以認識，將犯戰略上的嚴重錯誤。

抗生素和安全套的運用，對提高人類的生殖健康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若果對這些技術手段的有限性未有充分的認識，甚至錯誤地以爲它們是絕對安全和有效的，則是錯誤的和令人可怕的。古話說：“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抗生素和安全套可以起到預防生殖系統疾病和避免非意願妊娠的作用，對於性傳播疾病患者和參與性亂活動的人來說，可以提高治癒率和降低發病率，這是福；然而就整個社會而言，如果認識不到它們的失敗率，更多的人因此有恃無恐地參與隨意的性活動、甚至於性亂活動，最終會釀成性傳播疾病更嚴重的流行和非意願妊娠發生率居高不下之禍。人類自身的不健康行爲，則會使抗生素和安全套的積極作用轉化爲更大的消極作用。

根據《羊城晚報》幾年前的報道，哈爾濱有人發明瞭預警性“安全套”，並獲專利權。使用者可憑籍“安全套”的顔色判斷是否患有性傳播疾病。因爲這種“安全套”在外表塗有藥物顯示層，有性傳播疾病者帶上就會出現異常顔色。有人以爲這有助於自查健康狀況和防止性傳播疾病傳播。單從醫學上來看這是正確的，從個案來看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從社會角度和整體來說，實際上卻未必必能奏效，因爲這可能助長人們放棄性戒律和放縱自我。要知道這種所謂的“安全套”的主要使用群體決計不是婚內配偶和固定的性伴。近半個世紀以來，人類對付性傳播疾病的辦法越來越多，而性傳播疾病的流行卻越來越嚴重，直至出現艾滋病災難，其根本原因是人們在性的觀念和性的倫理道德及性的法制觀念上的蛻化。

所以，性傳播疾病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學和醫學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社會問題。更確切地說，維護全人類生殖健康的水平不僅取決於醫學發展水平，更決定於在方略上的全民性教育及全民的性知識、性觀念、性倫理和性法制認知水平的全面提高。

王金玲等學者提出了我國近十幾年來性傳播疾病蔓延的社會學、心理學和行爲學分析結論：(1)性觀念由政治化向世俗化轉型；(2)流動人口數量劇增，流動範圍增大；(3)貧富差距擴大，出現了小康水平下的新貧富問題；(4)社會環境的“性化”對越軌性行爲的催化和激發；(5)婚姻中情感、功利、性缺憾的擴展；(6)家庭教育、撫養功能的不完善與短缺。因此，生物-醫學-心理技術方法和社會綜合治理的兩個途徑齊頭並進才是維護生殖健康的可選策略。